辨证论治是中医学区别于现代医学及其他传统医学的一大特色，“证”是中医辨证的基础，也是中医的精华所在，对中医研究的逐步深入，势必要触及“证”本质的研究，这是近年来从事中医(或东洋医学、朝鲜东医等)研究学者所瞩目的专题。由于历史上中医的辨证方法不同，对于“证”也有不同的理解，可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证”。脏腑辨证导源于《内经》，《内经》产生在周秦阴阳五行学说盛行之际，《内经》把它同医学相结合，富含哲理，《内经》的脏腑辨证是按“藏(脏)居于内，形见于外”，从患者的外象来推论“证”。虽然辨证论治的哲学思想来源于《内经》，而张仲景把它具体结合于临床，应该说实践性很强的辨证论治是张仲景奠基的，张仲景主张“博采众方”，当时方剂组成原始是来自经验方，以求效为主，正如林亿在《伤寒论.序》里提到：“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每个汤方都有相应的证，只要有此证即可用此汤方，常称“汤证”，以汤辨证亦属辨证范围，故称之为方剂辨证。

　　回顾我们通过肾本质的研究进入到证本质的研究，就是经历了采用脏腑辨证和方剂辨证研究思路的两个阶段。50年代从脏腑辨证思路着手，对“证”的研究是通过“形见于外”探求“藏居于内”的本质，就是设立统一辨证标准，选择“形见于外”符合肾阳虚证而无其他证的夹杂的典型患者，筛选“藏居于内”的反映内脏功能的特异性指标。结果发现肾阳虚患者普遍有尿17羟皮质类固醇含量(简称尿17羟)值低下的现象，并经国内7个省市及日本高雄医院等研究单位的重复验证。但肾阳虚患者的尿17羟低下并非百分之百，在连续5天的测定中，尿17羟低值为85%左右，所以尿17羟值虽非反映肾阳虚证的特异性指标(亦称金指标)，但已是研究肾阳虚证的重要线索与突破口。从肾上腺皮质功能往上追溯，采用60年代能反应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这3个层次最先进的指标，在正常组、肾阴虚组、肾阳虚组都做了全套的对比研究，发现肾阳虚证具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上有不同环节(层次)，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乱，属于一种隐潜性变化，由于是3个组对比得出的结论，说明“证”是有物质基础的，实现了科学研究中的可测量性(定量)和可重复性(定性)。70年代末进一步增加了甲状腺轴与性腺轴功能的研究，并设立了同病异证组的对比，以避免疾病对指标的影响，同时将肾阳虚者与65岁以上的老年人作比较，结果发现肾阳虚者的这两个轴上亦都有不同环节、不同程度的隐潜性变化，而且和平均68岁的老年人甚为类似。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肾阳虚证具有多靶腺(3轴都累及)功能紊乱，两轴平行观察未见轴间相互影响证据，温补肾阳法治后各轴均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故可推论肾阳虚证的主要发病环节为下丘脑(或更高中枢)的调节功能紊乱；(2)老年人组在两轴上的异常表现和肾阳虚组甚为类似，因此，肾阳虚证的外象又意味着下丘脑—垂体及其某个靶腺轴上有一定程度的未老先衰；老年人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描述女子七、男子八为基数递进的生长、发育、衰老曲线是由肾精、肾气的充盈虚损所决定，衰老亦就是生理性肾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