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海外天津人的系列采访中，吴奇先生应该说是与我相距最远的一位，他早在1988年定居美国，现在美国加州的硅谷中心区开办着一家全美最大的中医诊所；但在实际采访时，我们却离得很近，他就在天津，就坐在我面前。

　　说起来这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今年年初，吴奇先生作为美国旧金山天津海外联谊会会长回到天津，出席天津市第十一届政协五次会议。他与来自港澳的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台湾同胞、华侨华人代表一样一直忙于开会讨论、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直到政协会议闭幕之后，我才赶在他即将飞赴陕西之前见到了他。

　　吴奇先生身材高大匀称，看上去不像一个医生，倒像是位运动健将。他说，他的确很喜欢运动，足球、篮球都是他的强项。他一边说还一边习惯性地做着手式，我忽然注意到他的一双手虽然表面上与其他男性的手没有太大的不同，但却于力度之中多了一份细柔与灵巧，那不仅是一双常常给病人诊脉、扎针灸的手，也是能弹得一手好钢琴的手。

　　说起这双手，吴先生有点骄傲，也有点感慨，他说，一个人的命运和经历有时候真的很神奇，也许一件事情、一个机遇便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

　　吴奇有个哥哥， 1944年出生在重庆，那是一个战乱的年代，日本鬼子占领了中国的大部地区，但对于山城重庆他们无法涉足，就经常采用狂轰滥炸的方式发泄他们的兽性。为了躲避炸弹，父母总是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哥哥躲在阴冷潮湿的防空洞里，一躲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哥哥患了感冒，又在防空洞里躲了三四个小时，就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父母带他看遍了当地的西医，也吃过各种各样的药，但疗效都不大，哥哥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

　　伴随着病痛，哥哥长大了，吴奇也长大了，他会在哥哥发病的时候送他去看急诊。医院里病人很多，医生很忙，看着哥哥痛苦，吴奇很着急，总是缠着医生问这问那。医生常常很不耐烦地训他：“你什么都不懂乱问什么。”

　　就是这样的话刺激了吴奇，他想到了要学医，他希望自己能生出一种神奇的力量，治好哥哥的病。后来有一位老中医用中国传统的中医中药给哥哥治疗，效果不错，这让年轻的吴奇很惊奇，从那时开始，也就是1967年，18岁的吴奇开始接触中医学。

　　他先是看《黄帝内经》，跟着老医生学习针灸。那时候中医书籍很少，也很不好找，他就自己一边抄一边学，学着学着就被中医术的神奇与奥妙征服了，越学越有兴趣，越学越爱学。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吴奇也与广大知识青年一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河北省邢台农村插队。当时那里的农民生活艰苦，经常把红薯当粮食吃，可吴奇的胃却接受不了这种食物，经常反胃酸，整个人都不舒服。这时吴奇就想到了用老师教他的针灸方法给自己治疗，扎了一两次，竟把自己的胃病治好了，他特别高兴，一听说大队会计也有这毛病，就自告奋勇地为他治疗。被吴奇治好的会计就成了活广告，见人就宣传这个“大学生”不一般，会治病。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老乡们谁有个小病小情都来找他，吴奇也是不会就学，经常在《赤脚医生手册》里找答案，在实际应用中摸索经验。吴奇说，那时每看好了一个病人，他就像解出了一道数学难题、攻克了一道难关那样兴奋、快活。

　　现在回想起当时情形，吴奇仍很兴奋，他说，那时自己也没有什么更远大的抱负，就是觉得能给人治病，为别人解除病痛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也是从那时开始，他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从病人的角度出发，理解他们的痛苦；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对病人提出的问题都要认真回答，绝不跟病人发脾气。

　　这一条规矩也成了他从医以来最基本的准则，无论是在国内做中医内科医生还是在国外经营自己的诊所，他都一直这样要求自己。

　　应该说，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给了很多知识青年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吴奇便是其中幸运的一个。那时他已因哥哥去世返城，一边在工厂做工，一边到处寻访名医苦读医书，听说可以考进正规的医科大学，他就借来一套从初中到高中的复习资料准备应考。苦读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吴奇没有细说，但他却以8000人报考总分第一的成绩进入了天津医学院中医系学习，毕业后，他又成为唯一的人选留在中医附属医院内科急症。

　　11年后，命运又给了吴奇一次选择的机会，要不要到美国旧金山做一名中医学教授、医师？这一年吴奇40岁，家庭幸福、事业稳步上升，他会选择远走他乡、从零开始、从头再来吗？夫人欧葆津支持他，说：我们现在正年轻，可以出去看看，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父亲对他说：无论你在哪里，你的职责是医生，你的任务就是治病救人。经过慎重考虑，吴奇和夫人带着5岁的孩子、几箱子的书和一千多美金便移民去了美国，开始了新移民的创业历程。

　　从学中医到做医生，再到美国去行医，可能是“学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这种“好”、“乐”在吴奇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中充满了机缘与巧合，也让他备尝了奋斗的甘苦与艰辛，但他一直都在用一份忠心为祖国的传统医学出力，用一份仁心为病人解除痛苦，更用一份爱心回报着家乡与亲人。

　　记者：我发现您接触中医时目的很单纯，是什么让您对中医学越来越痴迷？

　　吴奇：我们传统的中医学真是博大精深，只要你有兴趣去学习、研究，那里面的东西真是太丰富了。因为喜欢中医我读了很多相关的书，这些书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想法和世界观的形成。另外，1972年我哥哥去世也刺激了我，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中医，用我的知识和才能去救治病人。哥哥去世后，作为特困我被选调回城。我不想去当老师，就自己到处找知名的老中医要拜师求学。当时在谦德庄南楼医院有一个老医生，他很棒，药方也很多，我想跟他学，但他声明不教学生。怎么办？我就整天跟着他，老先生眼睛不好，我就用车推着他去医院上班，冬天我给他生炉子、弄热水，什么活都帮他干。碰巧有一天老师下班时天下雨、路很滑，对面有一辆拉煤的平板车失控，朝着老师冲过来了，我一看情形不好，立即冲上去拼尽全身力气把车给顶住，救了老师。这件事还真让老师改了主意终于答应教我。但半年后老师去世了，我又再找老师再学，应该说，我的成长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对中医的痴迷也是因为有那么多的老师把我领进了一个博大精深如“魔幻”的中医药世界。

　　记者：我知道后来您参加高考，在大学里一直学业优异又留在中医附院做了医生，应该说正是春风得意、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怎么却到美国做了中医教授的中医师呢？

　　吴奇：这里有很多的机缘巧合，有一天美国旧金山有朋友想请中医学教授，他来中国身体有病时就请我给他治疗，治的效果很好，他就希望我能到他们那去。当时对我来说真是很难选择，一是首先得过语言关，二是我父母年纪大了，三是我必须得放弃我现在已经拥有的一切，从头开始。好在我太太和我父亲都很鼓励我，他们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应该出去多闯闯，看看外面的世界。开始我只想到那里任教，先去看看再说，可申请签证的时候移民局怀疑我有移民倾向，拒签，朋友就说，干脆我们这里出聘书，你就移民得了。就这样我在1988年就移民到了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落了脚。

　　记者：开始的时候一切还顺利吗？

　　吴奇：这个新的开始真的很不容易。那里的中医不多，要想当医师、教学生首先要考当地的行医执照，这不仅要考察你的专业还要求你语言过关，就因为这一点有很多老中医都不适应，考试没有通过，就很难在当地行医。有朋友劝我说，你先复习一年，明年再去考。可我很着急，到这里不能尽快工作、适应这里的环境我干嘛要来？再说我复习，就得靠我太太外出做工维持日常的生活，我想我越快考下执照越好。于是，我就认真复习，再凭借我多年练就的语言功夫，当年一次就考过了。好在当时美国已经有了针灸立法，半年后我就拿到执照边教学边接诊行医。

　　也许你在电影里看过，我的第一个诊所就在一个很像广东杂货铺那样的店里，在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空间，摆上一张桌子坐诊给人看病，这里还有很多老中医也都是这样。俗话说，中医看老。在这里我是最年轻的，连租我地盘的老板都担心：这个年轻人会有人找他看病吗？可几个月后，我那里的病人最多。为什么？因为我不仅经过系统的医学教育，又在学校进行过各种中西医会诊，有一定的临床经验；同时我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就是想千方百计地把我的病人治好，我经常为一个病例刻苦钻研、认真分析，把做医生不只当成是一种职业，而是把它当作治病救人的工具。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可以用语言与病人交流，让他们了解自己的病情，了解我要为他们做什么。有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与沟通便就产生了更多的信任。

　　在学校教学生也一样，刚开始有语言上的困难，特别是中医传统医学，用英文表达很难，但我还是相信我有语言天赋，只有你既懂中医又懂英文，这种翻译转换能在自己的脑子里进行，那所表达出来的才会是最准确的，这一点是不懂中医的专业翻译也难做到的。另外，这种翻译工作我一直在做，十年前就和父亲把最难的《黄帝内经》翻译成了英文出版，同时我自己还写了几本书，包括太极观等。但是，疗效才是我们中医最强大的生命力，才是我最坚强的支撑。

　　记者：以前我们在《北京人在纽约》和电影《刮痧》里都看过，美国人好像很排斥中医的治疗，是不是这样？

　　吴奇：那里面有很多的艺术加工，其实美国人是很实际的，只要你的治疗能解除他的病痛，他们特别愿意尝试，甚至都可以把小命交到你手里，再加上他们的实用主义，虽然他听不明白，有的治疗方法他们不理解，但是他最看重的是疗效，你看病他给钱，就要尽快地把他治好，否则他就不再来了。他们对中国中医的认识也在随着中医在国外的兴盛、影响而发展、改变，他们了解中医越多，对它的治疗信任度才能越高。一个好的医生无论在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病人都要与他有很好的语言交流，有很好的沟通，要让病人知道你所做的一切是在为他着想，特别是对个案沟通很重要。

　　我有这样的体会，人生最大的意义不在于你能挣多少钱，而在于你能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帮助别人，为别人服务，这种回报带来的幸福感觉是任何物质的东西也代替不了的。就像孔夫子说的：“学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我以此为乐，虽然很累，但我不觉得，我现在的诊所有1300多平方米，是钻石地段的钻石房子，房子很好，我再按中国易经的形式九龙八卦地用五音五色五行的方式一装饰，非常气派，在加州应该是规模最大的，据世界中药联合会的人说，在全美国我这也是最大的中医诊所。

　　记者：听说您这里不仅是诊所，也成了许多海外华人的家？

　　吴奇：是，我们这里是个大家。1994年和1995年期间，我们成立了旧金山天津海外联谊会，我先是担任副会长，后担任会长，我太太担任秘书长，我们联合天津南开大学校友会和天津大学校友会与其他海外兄弟社团一起联谊，在海外介绍天津、宣传家乡的经济建设情况，招商引资、推荐人才，把海外华人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我们大家还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这样时间长了，我的诊所就成了大家聚会的场所，成了大家公认的家。

　　记者：据说在2003年“非典”流行期间，您和旧金山海外联谊会的同仁们还出了不少力，提了不少好的建议？

　　吴奇：是，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消息就很焦急，我和我太太赶紧组织当地的华人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要为家乡一线的救护人员购买医用防护服、隔离衣送回来。同时我还根据我所掌握的中医相关理论及天文医学气象理论，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并参考了许多资料。我分析那年是癸未年，属寒湿，但3月22日至5月22日这几天，是客气上阴金火，主气也是上阴金火，热与寒湿相遇，再加上那一年又是火年，火克金，金是肺，才会造成“非典”侵肺，而过了5月22日，气又从火变成土，土是生金的，病毒的发展同样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我判断一过5月22日，由于错过天时，病毒没有了气候的支撑就会自行消亡。

　　我5月11日把这个观点向天津市有关领导报告，果然，从5月22日开始，天津开始零病例，接下来是学校复课，情势有了很大的好转。原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不相信中医，但从那次以后，他们不仅相信了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年9月在香港举办一个关于“非典”的医学论坛时，传说新加坡的一个留学生把病毒样品带了出来，这又造成了新的恐慌，当时有人问我的看法，我明确地告诉他，“非典”不会再卷土重来，因为我相信中医学的许多科学分析，通过它可以找出事情发生的根源。通过这件事，一些外国同行说很佩服我，我说应该佩服我们传统的中医学，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记者：但前不久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医药应该取消，对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吴奇：我觉得这种说法非常可笑，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为什么中医几千年到现在还存在？还能在今天发挥作用？是因为它的疗效在不断地印证它存在的必要。它的语言、它的原理及它的科学性是需要我们去发掘的。取消中医药的说法就如同让中国人别再说中国话了一样荒谬，不可能。像中医药这种既省钱又能治病救人造福百姓的方法为什么不用？正是凭借我们传统的中医方法，我治好了许多美国人治不好的病，我感到很自豪，我在代表中国中医药文化，代表天津医生的形象。人们觉得我做得很成功，而我要成功的目的仍是回到了最初的理想——治病救人，弘扬我们的中医文化。

　　记者：我听说当地的人都称赞您是妙手仁心，医德与医术同样高超。

　　吴奇：我有一个原则，医生是治病救人，目的不是赚钱。这就如同一个人永远追不到自己的影子，而影子却不会离开你一样。我觉得中医奉行替天行道，没有职业的人来看病我免费，还送药给他。有一个尼姑她生了胃癌，我想了很多方法几乎不收什么费用为她治疗，让她的生命延长了八个多月，虽然我能看出她每次从我这拿走药都很不好意思，但她从来不对我说一句感谢的话，她知道我帮助她不是为了让她对我说谢谢，反倒是我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而在心理上得到了满足。修佛的人说我功德无量，但我也不是为了求功德才这么做的。我曾听说当年的玄武帝修了很多庙，然后他问一个老和尚：我功德无量吧？老和尚回答：一点都没有，人不能为了功德而修功德的。我也一样不是为了当英雄才救人。我现在翻译、写书、讲课带学生，就是希望能把我的知识、我的经验和我的技能传给更多的人，让我的一双手，带动无数双手，解救病人于水深火热之中，也让更多的人得到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