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赵国雄找到了患者的主治医生，与其进行理论。但得到的回答是：“床位医生用药自有他的道理，这不是一两句话讲得清楚的。”这句话将赵国雄回绝了。

　　第二天，赵国雄再次找到了这位医生，在反复探讨之下，医生决定采纳赵国雄的意见，每天减掉一种药，直到将这5种药全部减掉。几天后，伤者的药品费用从原先的每天近千元，下降到了10多元。而这个案例，被赵国雄看做是医疗诊断中存在不合理用药的最好反映。

　　医生的朋友还是敌人？

　　事实上，“医疗第三方”并不是一件容易干的事。到目前为止，赵国雄一共接到两家出租车公司委托的25个伤者案例，每一个都需要去医院4～5次。有时候为了等主治医生，要在医院里守上大半天。

　　诊病毕竟不是“1+1=2”这样简单的问题，该用什么药，不该用什么药，哪个药疗效好，不同的医生都有自己的观点。于是，与医生据理力争甚至吵架，对赵国雄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我在一个骨折病人的账单里，居然发现有抗癌辅助用药。当事医生却解释说，作为医生，他不仅要考虑事故赔付方的利益，也要考虑患者的利益。”赵国雄说。

　　“医疗第三方”并非总是与医生站在对立面的，有些时候，赵国雄也会站到医生的一边。

　　据介绍，有一次在上海第十人民医院有一位胫骨骨折病人，当时主治医生判断采用髓内钉内固定处置方案即可，但病人由于不了解情况，坚持要医生采用更昂贵的钢板固定方式。这时赵国雄便帮助医生一起说服病人，这也让他得到了医生的认可。

　　让赵国雄欣慰的是，25个案例中，成功降低费用的超过了20例。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赵国雄的行为势必触动部分医院和医药企业的利益，对他的忌恨乃至报复也就在所难免。

　　呼唤真正的“医疗第三方”

　　赵国雄并不避讳其做“医疗第三方”背后的经济利益。目前，巴士公司长宁车队每个月支付其2000元作为酬劳。虽然这点钱目前来说可谓入不敷出，但赵国雄认为，如果“医疗第三方”这一职业能够走向正轨的话，其前景还是可观的。

　　上海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汪亮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认为：“赵国雄的行为有点类似于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险调查员，其作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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